译注/范君石

【说明】

 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“货殖”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。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。“货殖”是指谋求“滋生资货财利”以致富而言。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,进行商业活动,从中生财求利。司马迁所指的货殖,还包括各种手工业,以及农、牧、渔、矿山、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。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“以锐利的眼光,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,而写成其有名的《货殖列传》”。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《货殖列传》时说:“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‘大事记’体者,专载朝政军事,而忽诸民生日用;马迁传《游侠》已属破格,然尚以传人为主,此篇则全非‘大事记’、‘人物志’,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。”(《管锥篇·史记会注考证》)总之,史学界公认:“历史思想及于经济,是书盖为创举。”

  《太史公自序》曰:“布衣匹夫之人,不害于政,不妨百姓,取之于时而息财富,智者有采焉。作《货殖列传》”。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。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,如范蠡、子贡、白圭、猗顿、卓氏、程郑、孔氏、师氏、任氏等作传。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、事迹、社会经济地位,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、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、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,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,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,以便“后世得以观择”。太史公认为,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,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,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。“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所以,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,任商人自由发展,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,国家不必强行干涉,更不要同他们争利。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“重本抑末”,主张农工商虞并重,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,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;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;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,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,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,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  此传记天时、地理、人物、风情,历历如画。虽属说理文章,读来却颇有兴味。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。潘吟阁赞曰:“《货殖传》一篇,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,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。所写的人物,又是上起春秋,下至汉代。所写的地理,又是北至燕、代,南至儋耳。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,各地有各地的环境。可当游侠读,可当小说读。读中国书而未读《史记》,可算未曾读书;读《史记》而未读《货殖传》,可算未读《史记》。美哉《货殖传》!”(《史记货殖列传新诠·编者弁言》)李景星评本传为:“举生财之法,图利之人,无贵无贱,无大无小,无远无近,无男无女,都纳之一篇之中,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,伧父财奴,皆赖以传,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。……盖财货者,天地之精华,生民之命脉,困迫豪杰,颠倒众生,胥是物也。”(《史记评议》卷四)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,卓绝千古;史公之笔,精妙绝伦。总揽全文可见,传中人物各具特色,各怀其才;篇中叙事行云流水,自然流畅;文中说理鞭辟入里,无懈可击;全篇辞章奇传雄浑,波澜壮阔。可谓博大精深,浑然一体,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。

 
  【译文】

  老子说:“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,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,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,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,自己的服装最漂亮,习惯于本地的习俗,喜爱自己所事行业,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。”到了近世,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,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,几乎是无法行得通。

  太史公说:神农氏以前的情况,我不了解。至于像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舜、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,看到最好看的,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,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,心中又夸耀有权势、有才干的光荣。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,已经很久了,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,终不能感化谁。所以,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,其次是随势引导,其次是加以教诲,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,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。

 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、竹子、楮木、野麻、旄牛尾、玉石;太行山以东多有鱼、盐、漆、丝、美女;江南出产楠木、梓树、生姜、桂花、金、锡、铅、朱砂、犀牛、玳瑁、珠子、象牙兽皮;龙门、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、牛、羊、毡裘、兽筋兽角;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,山中到处都是,有如棋子满布。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。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,习用的穿着、饮食、养生、送死之物。所以,人们要靠农民耕种,取得食物,要靠虞人进山开采、渔夫下水捕捉,获得物品,要靠工匠制造,取得器具,要靠商人贸易,流通货物。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,征发百姓,限期会集吗?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,竭尽自己的力量,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所以,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,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。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,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,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,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,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,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。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?

  《周书》里说:“农民不种田,粮食就会缺乏;工匠不做工生产,器具就会缺少;商人不做买卖,吃的、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;虞人不开发山泽,资源就会短缺,资源匮乏了,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。”农、工、商、虞这四个方面,是人民衣食的来源。来源大则富裕,来源小则贫困;来源大了,上可以富国,下可以富家。或贫或富,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,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,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。所以,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,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,人烟稀少,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,极力提倡工艺技巧,又让人们把鱼类、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,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,就像钱串那样,络绎不绝,就像车辐那样,聚集于此。所以,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,东海、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。后来,齐国中途衰落,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,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,使齐桓公得以称霸,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,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;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,官位虽只是陪臣,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。从此,齐国富强,一直延续到威王、宣王之时。

  所以说:“粮仓充实了,百姓就会懂得礼节;衣食丰足了,百姓就会知道荣辱。”礼产生于富有,而废弃于贫穷。因此,君子富有了,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;小人富有了,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。江河深,鱼就在那里生存;山林深,野兽就在那里藏身;人富有了,仁义就会依附于他。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,失了势,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,因而心情不快。夷狄那里,这种情况更为突出。谚语说:“家有千金的人,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。”这不是空话。所以说:“天下之人,熙熙攘攘,都是为利而来,为利而往。”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,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,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。尚且担心贫穷,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!

  从前,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,于是任用范蠡、计然。计然说:“知道要打仗,就要做好战备;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,才算懂得商品货物。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,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,岁在金时,就丰收;岁在水时,就歉收;岁在木时,就饥馑;岁在火时,就干旱。旱时,就要备船以待涝;涝时,就要备车以待旱,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。一般说来,六年一丰收,六年一干旱,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。出售粮食,每斗价格二十钱,农民会受损害;每斗价格九十钱,商人要受损失。商人受损失,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;农民受损害,田地就要荒芜。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,最低不少于三十钱,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。粮食平价出售,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,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,这是治国之道。至于积贮货物,应当务求完好牢靠,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。买卖货物,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,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。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,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。物价贵到极点,就会返归于贱;物价贱到极点,就要返归于贵。当货物贵到极点时,要及时卖出,视同粪土;当货物贱到极点时,要及时购进,视同珠宝。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。”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,越国富有了,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,使兵士们冲锋陷阵,不顾箭射石击,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,终于报仇雪耻,灭掉吴国,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,号称“五霸”之一。

 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,便长叹道:“计然的策略有七条,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,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。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,我要把它用于治家。”于是,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,改名换姓,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,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。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,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,交流货物十分便利。于是就治理产业,囤积居奇,随机应变,与时逐利,而不责求他人。所以,善于经营致富的人,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。十九年期间,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,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。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。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,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,终致有了巨万家财。所以,后世谈论富翁时,都称颂陶朱公。

 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,离开后到卫国做官,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,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,端木赐(即子贡)最为富有。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,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。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,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、馈赠诸侯,所到之处,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,不行君臣之礼。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,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。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?

  白圭是西周人。当魏文侯在位时,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,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,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,他就收购;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,他就出售。谷物成熟时,他买进粮食,出售丝、漆;蚕茧结成时,他买进绢帛绵絮,出售粮食。他了解,太岁在卯位时,五谷丰收;转年年景会不好。太岁在午宫时,会发生旱灾;转年年景会很好。太岁在酉位时,五谷丰收;转年年景会变坏。太岁在子位时,天下会大旱;转年年景会很好,有雨水。太岁复至卯位时,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。要增长钱财收入,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;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,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。他能不讲究吃喝,控制嗜好,节省穿戴,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,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。因此他说:“我干经商致富之事,就像伊尹、吕尚筹划谋略,孙子、吴起用兵打仗,商鞅推行变法那样。所以,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,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,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,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,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,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。”因而,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。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,尝试而能有所成就,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。

  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。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,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。

 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,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,便全部卖掉,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,暗中献给戎王。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,送他牲畜,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。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,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。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,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,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。清是个寡妇,能守住先人的家业,用钱财来保护自己,不被别人侵犯。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,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。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、畜牧主,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,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,名扬天下,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?

  汉朝兴起,天下统一,便开放关卡要道,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,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,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,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,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、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。

  关中地区从汧、雍二县以东至黄河、华山,膏壤沃野方圆千里。从有虞氏、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,后来公刘迁居到邠,周太王、王季迁居岐山,文王兴建丰邑,武王治理镐京,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,喜好农事,种植五谷,重视土地的价值,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。直到秦文公、德公、穆公定都雍邑,这里地处陇、蜀货物交流的要道,商人很多。秦献公迁居栎邑,栎邑北御戎狄,东通三晋,也有许多大商人。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,汉朝藉此做为都城;长安附近的诸陵,四方人、物辐凑集中于此,地方很小,人口又多,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,从事商业。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、蜀郡。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,盛产栀子、生姜、朱砂、石材、铜、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。南边抵御滇、僰,僰地多出僮仆。西边邻近邛、笮,笮地出产马和旄牛。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,有千里栈道,与关中无处不通,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,勾联四方道路,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。天水、陇西、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,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,北面有戎狄的牲畜,畜牧业居天下首位。可是这里地势险要,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。所以,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,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;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,却占天下十分之六。

  古时,唐尧定都河东晋阳,殷人定都河内殷墟,东周定都河南洛阳。河东、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,好像鼎的三个足,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,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,这里土地狭小,人口众多,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,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,熟悉世故。杨与平阳两邑人民,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,向北可到种、代地区经商。种、代在石邑以北,地靠匈奴,屡次遭受掠夺。人民崇尚强直、好胜,以扶弱抑强为己任,不愿从事农商诸业。但因邻近北方夷狄,军队经常往来,中原运输来的物资,时有剩余。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,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,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,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。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,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。温、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,向北可到赵、中山一带经商。中山地薄人多,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,百姓性情急躁,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。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,慷慨悲声歌唱,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,晚上挖坟盗墓、制作赝品、私铸钱币;多有美色男子,去当歌舞艺人。女子们常弹奏琴瑟,拖着鞋子,到处游走,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,有的被纳入后宫,遍及诸侯之家。

 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、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。北面通燕、涿,南面有郑、卫。郑、卫风俗与赵相似,但因地靠梁、鲁,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。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,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,扶弱抑强,这是卫国的遗风。

 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、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。南面通齐、赵,东北面与胡人交界。从上谷到辽东一带,地方遥远,人口稀少,屡次遭侵扰,民俗大致与赵、代地区相似,而百姓迅速捷凶悍,不爱思考问题,当地盛产鱼、盐、枣、栗。北面邻近乌桓、夫余,东面处于控扼秽貊、朝鲜、真番的有利地位。

  洛阳东去可到齐、鲁经商,南去可到梁、楚经商。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,北部是齐国故地。

  齐地被山海环抱,方圆千里一片沃土,适宜种植桑麻,人民多有彩色丝稠、布帛和鱼盐。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,通情达理,而又足智多谋,爱发议论,乡土观念很重,不易浮动外流,怯于聚众斗殴,而敢于暗中伤人,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,这是大国的风尚。这里士、农、工、商、贾五民俱备。

  而邹、鲁两地滨临洙水、泗水,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,民俗喜好儒术,讲究礼仪,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。颇多经营桑麻产业,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。土地少,人口多,人们节剑吝啬,害怕犯罪,远避邪恶。等到衰败之时,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,比周地百姓还厉害。

  从鸿沟以东,芒山、砀山以北,直到钜野,这是过去梁、宋的地方。陶邑、睢阳也是都会。以前,唐尧兴起于成阳,虞舜在雷泽打过鱼,商汤曾定都于毫。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,宽厚庄重,君子很多,喜好农事,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,人们却能省吃俭用,以求得财富的积蓄。

  越、楚地带有西楚、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。从淮北沛郡到陈郡、汝南、南郡,这是西楚地区。这里民俗慓悍轻捷,容易发怒,土地贫瘠,少有蓄积。江陵原为楚国国都,西通巫县、巴郡,东有云梦,物产富饶。陈在楚、夏交接之处,流通鱼盐货物,居民多经商。徐、僮、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,信守诺言。

  彭城以东,包括东海、吴、广陵一带,这是东楚地区。这里风俗与徐、僮一带相似。朐、缯以北,风俗与齐地相同。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。吴地从吴王阖闾、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,东有丰富的海盐,以及章山的铜矿,三江五湖的资源,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。

 
  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。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。楚失郢都后,迁都寿春,寿春也是一个都市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,北有淮河,是皮革、鲍鱼、木材汇聚之地。因与闽中、于越习俗混杂,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,说话乖巧,少有信用。江南地方地势低下,气候潮湿,男子寿命不长。竹木很多。豫章出产黄金,长沙出产铅、锡。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,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。九疑山、苍梧以南至儋耳,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,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。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,是珠玑、犀角、玳瑁、水果、葛布之类的集中地。

  颍川、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。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,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。颍川人敦厚老实。秦朝末年,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郧关,东南面临汉水、长江、淮水。宛也是一个都市。当地民俗混杂,好事。多以经商为业。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,与颍川地区相交往,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“夏人”。

 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,有少有多,民间习俗各有不同,山东地区吃海盐,山西地区吃池盐,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,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。

  总而言之,楚越地区,地广人稀,以稻米为饭,以鱼类为菜,刀耕火种,水耨除草,瓜果螺蛤,不须从外地购买,便能自给自足。地形有利,食物丰足,没有饥馑之患,因此人们苟且偷生,没有积蓄,多为贫穷人家。所以,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,也无千金富户。沂水、泗水以北地区,适合种植五谷桑麻,饲养六畜,地少人多,屡次遭受水旱灾害,百姓喜好积蓄财物,所以秦、夏、梁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。三河地区以及宛、陈等地也是这样,再加上经商贸易。齐、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,靠投机求财利。燕、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、畜牧,并且养蚕。

  由此看来,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,论辩争议,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,保全名声,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?都是为了财富。因此,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,时间长了,便会更加富有;商人买卖公道,营业发达,就能多赚钱而致富。求富,是人们的本性,用不着学习,就都会去追求。所以,壮士在军队中,打仗时攻城先登,遇敌时冲锋陷阵,斩将夺旗,冒着箭射石击,不避赴汤蹈火,艰难险阻,是因为重赏的驱使。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,杀人埋尸,拦路抢劫,盗掘坟墓,私铸钱币,伪托侠义,侵吞霸占,借助同伙,图报私仇,暗中追逐掠夺,不避法律禁令,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,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。如今赵国、郑国的女子,打扮得漂漂亮亮,弹着琴瑟,舞动长袖,踩着轻便舞鞋,用眼挑逗,用心勾引,出外不远千里,不择年老年少,招来男人,也是为财利而奔忙。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,帽子宝剑装饰讲究,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,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。猎人渔夫,起早贪黑,冒着霜雪,奔跑在深山大谷,不避猛兽伤害,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。进出赌场,斗鸡走狗,个个争得面红耳赤,自我夸耀,必定要争取胜利,是因为重视输赢。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,劳神过度,极尽其能,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。官府吏士,舞文弄墨,私刻公章,伪造文书,不避斫脚杀头,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。至于农、工、商、贾储蓄增殖,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。如此绞尽脑汁,用尽力量地索取,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。

  谚语说:“贩柴的不出一百里,贩粮的不出一千里。”在某地住上一年,就要种植谷物;住上十年,就要栽种树木;住上百年,就应招来德行。所谓德,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。现在有些人,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,而生活欢乐富有,可与有官爵者相比,被称做“素封”。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,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。享有千户的封君,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,朝拜天子、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,都要从这里开支。普通百姓如农、工、商、贾,家有一万钱,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,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,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,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。这种人家,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。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,养牛一百六、七十头,养羊二百五十只,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,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,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。安邑有千株枣树;燕、秦有千株栗子树;蜀郡、汉水、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;淮北、常山以南和黄河、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;陈、夏有千亩漆树;齐、鲁有千亩桑麻;渭川有千亩竹子;还有名扬国内、万户人家的都城,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,或者千亩栀子、茜草,千畦生姜、韭菜:诸如此类的人,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。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,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,不用到外地奔波,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,身有处士之名,而取用丰足。至于那些贫穷人家,父母年老,妻子儿女瘦弱不堪,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、赠人路费、聚集饮食,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,如此贫困,还不感到羞愧,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。所以,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,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,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,这是常理。如今谋求生计,谁能不冒生命危险,即可取得所需物品,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。所以,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,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,靠玩弄智巧、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。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,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,妄谈仁义,也足以值得羞愧了。

  凡是编户的百姓,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,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,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,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,这是事物的常理。要从贫穷达到富有,务农不如做工,做工不如经商,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,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,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。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,每年酿一千瓮酒,一千缸醋,一千甔饮浆,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,贩卖一千钟谷物,一千车柴草,总长千丈的船只,一千株木材,一万棵竹竿,一百辆马车,一千辆牛车,一千件涂漆木器,一千钧铜器,一千担原色木器、铁器及染料,二百匹马,二百五十头牛,一千只猪羊,一百个奴隶,一千斤筋角、丹砂,一千钧绵絮、细布,一千匹彩色丝绸,一千担粗布、皮革,一千斗漆,一千瓶酒曲、盐豆豉,一千斤鲐鱼、鮆鱼,一千石小杂鱼,一千钧腌咸鱼,三千石枣子、粟子,一千件狐貂皮衣,一千石羔羊皮衣,一千条毛毡毯,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,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,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,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,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,这是大概的情况。至于其他杂业,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,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。

 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,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。

 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,靠冶铁致富。秦国击败赵国时,迁徙卓氏,卓氏被虏掠,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,去往迁徙地方。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,稍有多余钱财,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,央求迁徙到近处,近处是在葭萌县。只有卓氏说:“葭萌地方狭小,土地瘠薄,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,地里长着大芋头,形状象蹲伏的鸱鸟,人到死也不会挨饿。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,容易做买卖。”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,结果被迁移到临邛,他非常高兴,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,用心筹划计算,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,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。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,可以比得上国君。

 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,也经营冶铸业,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,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,与卓氏同住在临邛。

 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,以冶铁为业。秦国攻伐魏国后,把孔氏迁到南阳。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,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,车马成群结队,并经常游访诸侯,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,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。然而他赢利很多,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,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,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,所以,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。

 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,而曹邴氏尤为突出,他靠冶铁起家,财富多达几万钱。然而,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: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,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。他家租赁、放债、做买卖遍及各地。由于这个缘故,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,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。

 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,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。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,唯有刀间收留使用,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,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,去结交地方官员,并且更加信任他们。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,致富达数千万钱。所以有人说:“与其出外求取官爵,不如在刀家为奴”,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。

 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,而师史尤为突出,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,车辆数以百计,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,无所不到。洛阳道处齐、秦、楚、赵等国的中心,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,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,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。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,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。

  宣曲任氏的先祖,是督道仓的守吏。秦朝败亡之时,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,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。后来,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,农民无法耕种田地,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,任氏卖谷大发其财,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,任氏因此发了财。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,而任氏却屈己从人,崇尚节俭,致力于农田畜牧。田地、牲畜,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,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。任家数代都很富有。但任氏家约规定,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,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。以此做为乡里表率,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。

 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,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,牛二千头,羊一万只,粟以万钟计算。

 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,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,需借贷有息之钱,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,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,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。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,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。三个月后,吴楚被平定。一年之中,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,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。

 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,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,如田啬、田兰。还有韦家栗氏、安陵和杜县的杜氏,家产也达万万钱。

 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、与众不同的人物。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、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、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,全是靠推测事理,进退取舍,随机应变,获得赢利,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,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,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,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,变化多端大略如此,所以是值得记述的。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、畜牧、手工、山林、渔猎或经商的人,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,大者压倒一郡,中者压倒一县,小者压倒乡里,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。

  精打细算、勤劳节俭,是发财致富的正路,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。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,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。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,而田叔却靠它起家。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,而桓发却靠它致富。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,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。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,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。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,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。磨刀本是小手艺,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。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,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。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,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。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。

  由此看来,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,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,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,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。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,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。这是否所谓的“素封”者?难道不是吗?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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