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注/王延海

【说明】

  本文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合传,并附录了徐乐、严安的两篇奏疏。至于篇末的王元后的诏书和班固的赞语,皆为后人所加,非司马迁原文。

  传中记述了平津侯公孙弘以布衣而封侯,官至丞相,位列三公的经历,肯定了他官高戒奢,躬行节俭,倡导儒学,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;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,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;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,“为人意忌”等缺失。

  传中也记述了主父偃与徐乐、严安谏止征胡及通西南夷之事,表现了他们反对穷兵黩武,重视民间疾苦的思想;特别记述了主父偃“诸侯得推恩分子弟”的主张,这是名为推恩,实则削藩,打击诸侯势力的极好主张,对于加强和维护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重要意义。传中虽对主父偃骄横之势有所讽刺,但对他的不幸也表示同情,特别是对当时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,寓含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。

  此文把公孙弘和主父偃这样两个虽有共同的政治态度,但却是冤家对头的人,放到同一传中加以记述,更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、复杂性。传文中插入徐乐和严安的奏疏,因其思想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思想一致,因而并不感到游离,相反却起到强化主旨的作用,显示了司马迁谋篇布局的缜密性和处理材料的灵活性,给后世写史者以启发。

  本传选材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匈奴和西南夷的问题上,中心突出,有利于表现主题。另外本文记事简约,前后照应紧凑。特别是论说的内容多以奏疏形式出现,使叙论相间,浑融交错,既突出了史实,又很好地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。“太史公曰”一段,作者以“悲夫”二字收束全文,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效果。

 
  【译文】

 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,表字叫季。他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,因为犯了罪,被免官。他家里穷,只得到海边去放猪。直到四十多岁时,才学习《春秋》及各家解释《春秋》的著作。他奉养后母孝顺而谨慎。

  武帝建元元年(前140),天子刚即位,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。这时,公孙弘已经六十岁,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,当了博士。他奉命出使匈奴,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,不合皇上的心意,皇上发怒,认为公孙弘无能,公孙弘就借有病为名,免官归家。

  武帝元光五年(前130),皇帝下诏书,征召文学,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。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:“我已经西去京城接受皇帝的任命,因为无能而罢官归来。希望改变推举的人选。”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,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。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,公孙弘的对策文章,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。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皇帝那里,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拔为第一。公孙弘被召去进见皇帝,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,封他为博士。这时,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路,在那里设置郡县,巴蜀人民对此感到困苦,皇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。公孙弘视察归来,向皇帝报告,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,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。

 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,见闻广博,经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,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。公孙弘盖布被,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。后母死了,他守丧三年。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,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,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,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。于是皇上观察他,发现他的品行忠厚,善于言谈,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,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,皇上非常喜欢他。在两年之内,他便官至左内史。公孙弘向皇帝奏明事情,有时不被采纳,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。他曾经和主爵尉汲黯请求皇上分别召见,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,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,皇上常常很高兴。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,从此,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,地位显贵起来。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,但到了皇上面前,他却违背约定,而顺从皇上的意旨。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:“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,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,现在全都违背了,不忠诚。”皇上问公孙弘,公孙弘谢罪说:“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,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。”皇上赞同公孙弘的说法。皇上身边的受宠之臣每每诋毁公孙弘,但皇上却越发厚待公孙弘。

  武帝元朔三年(前126),张欧被免官,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。这时,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,东边设置沧海郡,北边修建朔方郡城。公孙弘屡次劝谏皇上,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那些无用的地方,希望停做这些事情。于是,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。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,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。公孙弘便道歉说:“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,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,希望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,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。”皇上就答应了。

  汲黯说:“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,俸禄很多,但却盖布被,这是欺诈。”皇上问公孙弘,公孙弘谢罪说:“有这样的事。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了,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,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。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,确实是巧行欺诈,妄图钓取美名。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,有三处住宅,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,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,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。晏婴为齐景公的相,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,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,齐国治理得很好,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。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,却盖布被,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,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。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,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!”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,越发厚待他,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,封为平津侯。

 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,外表宽宏大量,内心却城府很深。那些曾经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,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他们相处很好,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予以报复。杀死主父偃,把董仲舒改派到胶西国当相的事,都是公孙弘的主意。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,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,都靠他供给衣食,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,家中没有余财。士人都因为这个缘故认为他贤明。

  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,朝廷追究党羽正紧的时候,公孙弘病得很厉害,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,官位升到丞相,应当辅助贤明的君王安抚国家,使人人都遵循当臣子的道理。如今诸侯有反叛朝廷的阴谋,这都是宰相工作不称职的结果,害怕一旦默默病死,没有办法搪塞责任。于是,他向皇帝上书说:“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,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和长幼的次序,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。智慧、仁爱和勇敢,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,是用来实行常道的。所以孔子说:‘努力实践接近于仁,喜欢询问接近于智,知道羞耻接近于勇。’知道这三种情况,就知道怎样自我修养了。知道怎样自我修养,然后知道怎样治理别人。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,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。现在陛下亲行大孝,以三王为借鉴,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,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,鼓励贤才,给与俸禄,根据才能授予官职。如今我的才质低劣,没有汉马之劳,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之间提拔起来,封为列侯,把我置于三公的地位。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同这高高的官位相称,平素既已有病,恐怕先于陛下的狗马而死去,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。我希望交回侯印,辞官归家,给贤者让路。”武帝答复他说:“古代奖赏有功的人,表彰有德的人,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,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,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。我从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,害怕不能安宁,一心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,你应当知道我的想法。大概君子都是善良的人,憎恶丑恶的人,你若谨慎行事,就可常留我的身边。你不幸得了霜露风寒之病,何必忧虑不愈,竟然上书要交回侯印,辞官归家,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!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,希望你少用心思,集中精神,再以医药辅助治疗。”于是,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,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。过了几个月,公孙弘的病情大有好转,就上朝办理政事了。

  武帝元狩二年(前121),公孙弘发病,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。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。公孙度当山阳太守十多年,因为犯法而失去侯爵。

 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,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,晚年才开始学习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诸子百家的学说。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,没有谁肯厚待他。齐国许多读书人共同排斥他,他无法在齐呆下去。他家生活贫困,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,就到北方的燕、赵、中山游学,各地都没人厚待他,做客很难。孝武帝元光元年,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,就西入函谷关,去见大将军卫青。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,皇上不肯召见。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,留在长安已经很久,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,于是他向皇帝上书。早晨进呈奏书,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。他所说的九件事,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,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。其原文是这样说的:

 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,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,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,而使功名流传万世。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,逃避死亡,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,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,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。

  《司马法》上说:“国家虽然大,若是喜欢战争,就必然灭亡;天下虽然太平,若是忘掉战争,就必然危险。”天下已经平定,天子演奏《大凯》的乐章,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,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,秋整武器,用以表示不忘战争。况且发怒是背逆的德行,武器是凶恶的东西,斗争是最差的节操。古代人君一发怒则必然杀人,尸倒血流,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。那致力于打仗取胜、用尽武力的人,没有不最终后悔的。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,蚕食天下,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,统一天下,其功业可与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。但他一心取胜,不肯休止,竟想攻打匈奴。李斯劝谏说:“不可以攻匈奴。那匈奴没有城郭居住,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,到处迁徙,如同鸟儿飞翔,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。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,那么军粮必定断绝;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,物资沉重难运,也是无济于事。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,也无利可得,遇到匈奴百姓,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。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,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。使中国疲惫,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,这不是好政策。”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,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,开阔了千里土地,以黄河为国界。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,不生五谷。这以后,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。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,死的人不可胜数,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。这难道是人马不足,武器装备不充裕吗?不是的,这是形势不允许呀!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,从黄县、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,转运到北河,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。男人努力种田,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,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。百姓疲惫不堪,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到供养,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,大概由于这些原因,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。

 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,攻取了边境的土地,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,就想攻打他们。御史成进谏说:“不可进攻匈奴。那匈奴的习性,像群兽聚积和众鸟飞散一样,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。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,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。”汉高帝没接受他的建议,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,果然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。汉高帝大概很后悔,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。这以后,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上说:“发兵十万,每天耗费千金。”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,虽然有歼灭敌军,杀死敌将、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,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,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。这种上使国库空虚,下使百姓疲惫,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,并非是完美的事情。那匈奴难以控制住,并非一代之事。他们走到哪里偷到那里,侵夺驱驰,为此为职业,天性本来如此。所以上自虞舜、夏朝、商朝和周朝,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,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,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。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,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,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,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。况且战争持续一久,就会发生变乱;做事很苦,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。这样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,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,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,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。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,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,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。所以《周书》上说:“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,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。”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,对此稍加注意,深思熟虑。

  这时,赵人徐乐、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,谈论当代重大事情,每人讲了一件事。徐氏在上书中说:

  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,而不在于瓦解,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。什么叫土崩呢?秦朝末年就是这样。陈涉并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,也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,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,没有家乡人对他的称赞,没有孔丘、墨翟、曾参的贤能,没有陶朱、猗顿的富有。但是,他从贫穷的民间起兵,挥舞着戟矛,赤臂大喊,天下人闻风响应,这是什么道理呢?这是由于人民贫困而国君不知体恤关照,下民怨恨而在上位者并不知道,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不好,这三项是陈涉用为凭藉的客观条件,这就叫做土崩。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。什么叫瓦解呢?吴、楚、齐、赵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。吴、楚等七国之王阴谋叛乱,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,有披甲的战士几十万,他们的威严足以使其封国之民畏服,他们的财物足以鼓励其封国的百姓,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很小的土地,而他们自己却在中原被擒,这是什么原因呢?不是他们权势比平民百姓轻,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陈涉小,是因为正当这时,先皇帝的思想还未衰弱,而安于乡土、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,所以诸侯们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,这就叫做瓦解。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。由此可见,天下若有土崩的形势,纵然是处于穷困境地的平民百姓,只要他们中有人首先发难,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害,陈涉就是如此,何况或许还有三晋之类的国君存在呢!国家纵然是没有大治,若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,虽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起来造反,自身也不能不很快被擒,吴、楚、齐、赵等国就是这样,何况群臣百姓起来造反呢!这两种情况,是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之处,希望贤明的君主多多留意,深刻地考察。

  最近关东地区五谷歉收,年景还未恢复,百姓多半都很穷困,再加上边境一带的战争,按形势的发展和一般常理来看,老百姓将有不安心本地的心情。不安心本地就容易流动,容易流动就是土崩的形势。所以,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各种变化的原因,明察安危的关键,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,就可以把没有形成的祸患加以消除。这样做的要领,就是想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。所以纵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处在那里,陛下仍然可以追赶走兽,射击飞鸟,扩展游宴的场所,无节制地放纵地观赏玩乐,尽情地享受驱马打猎的欢乐,一切安然自如。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,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演员侏儒的笑声面前出现,然而国家却没有积久的忧患。名望何必定要象商汤、周武王那样,世俗也何必定要象周成王、周康王时代那么淳美!虽然是这样,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,具有宽厚仁爱的资质,而且确实把治国当做自己的根本职责,能做到这些,那么就等同于商汤和周武王的名望就不难得到了,而周成王、周康王时的世俗就可重新出现。这两种情况确立了,然后就可以处于尊贵安全的实际境地,在当代传扬美名,扩大声誉,使天下之人亲近你,使四方边远之民服从你,你的余恩和遗德将盛传几代人,面朝南方,背靠屏风,卷起衣袖,与王公大人们作揖行礼,这是陛下所做的事情。我听说想实行王道,治理国家,就是没有成功,最差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家安宁。只要安宁,陛下想得到什么,难道还有得不到的吗?你想做什么,难道还有做不成的吗?你想征讨谁,还有不降服的吗?

  严安上书说:

  我听说周朝治理天下,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时期有三百多年,成王和康王时期是最隆盛的,搁置刑罚四十多年不用。待到周朝政治衰微时也有三百多年,所以五霸才能轮番兴起。五霸这些人经常辅佐天子,兴利除害,诛伐暴虐,禁止奸邪,在天下扶持正道,以此使天子得到尊贵。五霸都去世后,贤圣之人没有继起者,使天子处于孤立软弱的地位,号令不能颁行。诸侯恣意行事,强大的欺凌弱小的,人多的损害人少的,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,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,共同形成了战国纷争的局面,这是百姓苦难的开始。于是强大的国家致力于战争,弱小的国家备战防守,出现合纵和连横的策略,使者的车子疾驰奔波,战士的铠甲帽盔生满虮虱,百姓的苦难无处申诉。

  待到秦王嬴政时代,他蚕食天下,并吞战国,号称皇帝。统一国内的政治,毁坏诸侯国的都城,销毁诸侯的兵器,熔铸成钟虡,以显示不再用兵动武。善良的平民百姓才能免于战争的灾害,碰上圣明的天子,人人都认为得到了新生命。假如秦朝宽缓其刑罚,少征赋税,减轻徭役,尊重仁义,轻视权势利益,崇尚忠厚,鄙视智巧,改变风俗,使国内百姓得到教化,那么世世代代都会安宁。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政治,却因循从前的风俗,使得那些专做智巧权利之事的人得以进用,而那些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;法律严酷,政治严峻,诌媚阿谀的人很多,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,于是心意满足,想入非非。一心想要扬威于海外,就派遣蒙恬率兵去攻打北方的匈奴,扩张土地,推进国境,戍守住黄河以北的地方,让百姓急运粮草,跟随其后。又派遣尉官屠睢率领水兵去攻打南方的百越,派监御史禄凿通运河,运送粮食,深入越地,越人逃跑。经过很长时间的相持,粮食乏绝,越人攻击秦兵,秦兵大败。秦就派赵佗率兵戍守越地。正在这时,秦朝在北方同匈奴结怨,在南方同越人结仇,在无用的地方驻扎军队,只能进而不能退。经过十多年,成年男子穿上铠甲上战场,成年女子转运粮食,痛苦而无法活下去,有的吊死在路旁的树上,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。等到秦始皇死去,天下人民多半反叛秦朝。陈胜、吴广攻占陈县,武臣、张耳攻占赵地,项粱攻占吴县,田儋攻占齐地,景驹攻取郢,周市攻取魏地,韩广攻取燕地,穷山深谷,豪杰之士一同起兵,记也记不完。但是,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,也并非大官的下属,没有一尺一寸的小小权势,从闾巷兴起,手持戟矛,顺应时势,都行动起来,没有预先谋画却同时起兵,没有约定却同时相会合,不断扩大土地,最后成为霸王,这是当时的教化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。秦国是高贵的天子,是拥有天下的富豪,,但却亡国亡家,这是穷兵黩武的结果。所以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软弱,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强大,这是不会因时而变的原因。

  如今想招降南夷,使夜郎前来朝拜,降服羌、僰,攻夺州,建立城邑,深入匈奴,烧毁它们的龙城,议论此事的人都加以赞美。这是做臣者的利益,并非是天下的长远大计。如今中国没有狗叫的惊扰,却受着远方备战的牵累,使国家破败,这不是养育百姓的办法。去实现无穷无尽的欲望,使心意畅快,而同匈奴结怨,这并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。结下怨恨而不能消除,战争停止而又重新产生,使近者蒙受愁苦,远者感到惊骇,这不是持久的办法。如今全国锻造铠甲,磨利刀剑,矫正箭杆,积累弓弦,转运粮食,看不到停止的时候,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忧虑的事情。那战争持续时间长,变故就会产生,事情繁杂,疑虑就会产生。现在外郡的土地有几千里,列城数十个,地理山川的形势可以控制百姓,胁迫附近的诸侯,这不是公室皇家的利益。看看历史上齐国和晋国所以被灭亡的原因,就是公室方面的势力衰微,六卿的势力太大了。再看看秦国所以灭亡的原因,就是刑法严酷,欲望大得无穷无尽。如今郡守的权力,不只象六卿那样大;土地几千里,不只是闾巷那点凭借;铠甲武器和各种军械,不只是戟矛那点用处。这样的客观条件,如果碰上天下重大变乱,那么其后果就不可讳言了。

  徐乐和严安的奏书送交天子,天子召见了主父偃和徐乐、严安,对他们说:“你们都在哪里啊?为何我们相见得这样晚?”于是,武帝就任命他们三人为郎中。主父偃屡次进见皇帝,上疏陈说政事。皇帝下令任命他为谒者,又升为中大夫。一年当中,四次提升主父偃的职务。

  主父偃向皇上劝说道:“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,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。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的几十个城市,土地上千里,天下形势宽缓时,则容易骄傲奢侈,做出淫乱的事情,形势急迫时,则依仗他们的强大,联合起来反叛朝廷。现在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,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会产生,前些时候晁错的做法就出现这种情况。如今,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是十几个,而只有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,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,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,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。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,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,封他们为侯。这些子弟人人高兴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,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,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,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,却削弱了他们的势力。”于是,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。主父偃又劝皇帝说:“茂陵刚刚成为一个县,全国豪强富人,使百姓作乱的人,都可以迁徙到茂陵,内则充实京城,外则消除奸猾之人,这就叫做不诛杀而祸害被消除。”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。

  尊立卫子夫当皇后,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私,主父偃是有功的。大臣们都畏惧主父偃的口,贿赂和赠送给他的钱,累计有千金之多。有人劝说主父偃说:“你太横行了。”主父偃说:“你从束发游学以来已四十余年,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,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,兄弟们不肯收留我,宾客抛弃我,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。况且大丈夫活着,如不能列五鼎而食,那么死时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。我已到日暮途远之时,所以要倒行逆施,横暴行事。”

  主父偃盛称朔方土地肥沃富饶,外有黄河为险阻,蒙恬在此筑城以驱逐匈奴,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,这是扩大中国土地,消灭匈奴的根本。皇上看完他的建议,就交给公卿们议论,大家都说不利。公孙弘说:“秦朝时曾经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,最终也未修成,不久就放弃了。”主父偃盛称其利,皇上竟采纳主父偃的计策,设置了朔方郡。

  元朔二年,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宫内淫乱邪僻的行为,皇上任命他当了齐相。主父偃到了齐国,把他的兄弟和宾客都召来,散发五百金给他们,数落他们说“开始我贫穷的时候,兄弟不给我衣食,宾客不让我进门;如今我作了齐相,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以外去迎接我。我同诸君绝交了,请不要再进我主父偃的家门!”于是他就派人用齐王与其姐姐通奸的事来触动齐王,齐王以为终究不能逃脱罪责,害怕象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罪,就自杀了。主持此事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上。

  主父偃开始当平民百姓时,曾经游历燕地和赵地,等到他当了大官后,就揭发了燕王的阴私。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患,想要上书皇帝讲述他的阴私,因为主父偃在朝中,不敢揭发。等到他当了齐相,走出函谷关,赵王就派人上书,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贿赂,因此,诸侯子弟中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封侯。等到齐王自杀了,皇上听到后,大怒,认为是主父偃威胁他的国王使其自杀的,就交给官吏审问。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贿赂,实际上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。皇上不想诛杀主父偃,这时公孙弘当御史大夫,就对皇上说:“齐王自杀,没有后代,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,归入朝廷,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,陛下不杀主父偃,无法向天下人民交待。”于是皇上就把主父偃家族的人都杀了。主父偃正在显贵受宠时,宾客的人数以千计,待到他被灭族而死,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,唯独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。天子后来听说了这事,认为孔车是个长者。

  太史公说:“公孙弘的品德行为虽然美好,但是也因为他遇到了好时机。汉朝建国八十余年了,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,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才,以发展儒家和墨家学说,公孙弘是一个被选拔出来的人。主父偃身居要职,诸位朝中高官都称赞他,待到他名声败坏,自身被杀,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,真是可悲呀!

  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大司徒马宫和大司空甄丰下诏书说:“听说治理国家之道,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;使百姓富裕的关键,在于节俭。《孝经》上说:‘使皇上平安,治理百姓,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’。‘礼,如其奢侈,宁愿节俭。’从前,管仲当齐桓公的相,使齐桓公称霸诸侯,有九合诸侯,匡正天下的大功,然而仲尼说他不知礼,这是因为他奢侈过度而同国君相比拟的缘故。夏禹住矮小的房屋,穿粗劣的衣服,后代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。由此可以说,国家政治隆盛时,君王的德行优厚,却没有高过节俭的。用节俭的美德教化俗民,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,而父母兄弟间的骨肉恩情就会更加亲密,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。这就是家给人足,不用刑罚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啊,怎可不努力实践呢!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,是万民的表率。没有树立起垂直标帜却得到弯曲影子的情况。孔子不是说过吗:‘你领着走正路,谁敢不走正路?’‘选拔贤能的人,教育能力差的人,那么人们就能得到鼓励。’汉朝兴盛以来,作为皇上股肱之臣的宰相都能亲身实行节俭,轻视钱财,重视道义,表现得非常突出的,没有象从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的了。他身居丞相的高官地位却盖着布被,吃粗糙饭食,每顿只不过吃一个肉菜。但对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,却都分出一部分自己的俸禄供给他们,自己没有剩余的钱财。他确实能够内心自我克制约束,而外表上却依据法律行事。汲黯诘难他,这些事情才被皇上知道,这可以说是比制度规定的要降低一些,但却是可以施行的。德行优厚就去做,否则就不去做,这同背地里奢侈而外表上假装节俭,以此沽名钓誉的人不同。他以有病为由要求退职回家,汉武帝马上下令说:‘奖赏有功的,表扬有德的,喜欢好人、讨厌坏人,这是你应当知道的。希望你少用心思,保养精神,再用医药辅助治疗。’恩准假期,让他治病,赏赐他牛酒和各种布帛。过了几个月,公孙弘的病好了,就上朝办公。到元狩二年,他终于在丞相的官位上寿终正寝。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国君的了,这就是例证。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父亲的爵位,后来当了山阳太守,因犯法失掉侯爵。表彰道德大义,是为了引导时俗之人,勉励教化,这是圣王的制度,不可改变的道理。将恩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,食邑三百户,用公车把他们送到京城,将他们的名字报到尚书那里,朕要亲临现场授予爵位。”

  班固在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宽传》的“赞曰”中说:“公孙弘、卜式、兒宽都曾以大雁奋飞之翼的超凡才能,在平凡的燕雀之群中遭受困厄,远行于猪羊之间,如果不遇到好的机会,怎能得到公卿的高官地位?这时,汉朝建国六十余年,全国安定,府库的积蓄很充实,而四方的蛮夷还没有顺服,各种制度还有缺漏,皇上正想举用有文才武略的人,选求这样的人好象害怕追不上似的。汉武皇帝开始用安车蒲轮去迎接枚乘,看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太迟。因此,群臣羡慕向往,有奇异才能的人同时出现。卜式从割草牧羊的人中被选中,桑弘羊从商人小子中被选拔起来,卫青奋起于奴仆之间,金日磾从投降的人中被选拔出来,这些人都是从前那筑墙的傅说、喂牛的宁戚一类的人啊。汉朝得到人才,以武帝时期为最多。学识渊博而有雍容风度的有公孙弘,董仲舒、兒宽;忠厚老实、勤奋做事的有石建和石庆;质朴刚直的有汲黯、卜式;善于推举贤才的有韩安国、郑当时;制定律令的则有赵禹、张汤;善写文章的有司马迁、司马相如;能言善辩、诙谐滑稽的有东方朔、枚皋;善于应对的有严助、朱买臣;善长天文历法的有唐都、落下闳;懂得音律的有李延年;擅长筹划的有桑弘羊;奉命出使的有张骞、苏武;杰出的将帅则有卫青、霍去病;接受皇帝遗诏辅助幼主的有霍光、金日磾;其余的记也记不过来。因此这个时期创建的功业,遗留后世的制度和文献典籍,后世没有能赶得上的。汉宣帝继承大统,继续治理汉朝的大业,也讲述宣扬儒家六经的思想,招选优秀特异的人材,因而萧望之、梁丘贺、夏侯胜、韦玄成、严彭祖、尹更始因为精通儒家学说而被任用;刘向、王褒因为善写文章而显贵。著名的将相有张安世、赵充国、魏相、邴吉、于定国、杜延年;治理百姓成效好的有黄霸、王成、龚遂、郑弘、邵信臣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赵广汉这些人,他们都有功勋事迹被后世人所称道记述。参看这些名臣的事迹,可以说是仅次于武帝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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